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，展开在1980年5月-1981年3月的一场讨论，由团中央机关刊物《中国青年》发起，并以它为主要园地。
《中国青年》1980年第五期，在第一栏的显要位置上开辟了一个新的专栏，DOUBLE_Q  
UOTATION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？"，当期发表了署名潘晓的一封读者来信，《人生的路啊，怎么越走越窄？》信中说，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，人活着，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的更美好，就应该有一个崇高的信念，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，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。可是，后来看到的一切让她觉得，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美好，自己在社会上也出处碰壁。潘晓的信中说：

　　"慢慢地，我平静了，冷漠了。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：……在厉害攸关的时刻，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，没有一个人真正虔诚地服从平时挂在嘴边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。人都是自私的，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。"

　　"任何人，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，都是主观为自己。客观为别人。"

　　"对人生的看透，使我成了一个双重性格的人。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；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。"

　　《中国青年》在潘晓的信前加了编者按，"青年们常有中央的体验，当他认为他所坚信和追求的东西突然失去的时候，当光阴的流失使他感到碌碌无为的时候，当因某种情景的触动使他挥手往事的时候，一个严肃的问题就像逼视着自己的法官那样出现在面前：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？"

　　《中国青年》发起的这场讨论，得到全国成千上万人的呼应。段短20天，就受到信件10400多封。大多数都对潘晓的彷徨苦闷表示理解和同情，同时也对她的观点提处了不同见解。

　　一些文章指出，23岁的潘晓，其实并没看透人生，她还没有真正走向社会，还生活在书本里，不了解现实社会本来存在着的复杂情况，只看到光明面，没看到阴暗面。有的人则认为，潘晓之所以对人生并未真正看透，与她读书还不够有关。她所读的文学名著中描写的人物，并不是她所说的"都是葛郎台、聂赫留朵夫式的人物，"而是充满着理想的光辉，建议她"文学作品要看，但现阶段主要应看哲学。看原著，不要看小册子。"也有人认为，潘晓是书读的太多了，天真地想到书中找解脱苦恼的药方。读书一多，思想就灵敏了，就会这也看不惯，那也看不惯，自命清高，那么社会上的庸人(他们往往是能人)就不买你的帐，你就回碰壁。读书一多，认识水平一高，在目前社会上就不容易找到知音，最后就会被现实嘲弄，被社会抛弃。

　　潘晓说出了当时许多青年想说而没有说出的心里话，它所指向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，我们应该如何划分为人与为己之间的界限，人之为己到底有没错。此一争论所带给社会的意义不可低估，人并非天然属于他者的外物，他也更是属于他自己的，对于今天读者来说早已经不成其为问题的事情，在当时却是大大的问题，在许多年里，我们这个社会所行的教育，就一直是告诉青年人，他们的生命并非为他们自己所有，而是属于某个伟大的共同体。潘晓的困惑和由此而起的讨论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就是对这个社会的大的启蒙，唤醒他们身体里面那个真实的自我，是个人的苏醒。潘晓那句话"主观为自己，客观为别人"在很长一个时期里，都被许多中国青年，当然也包括82届中人，奉为人生的座右铭。

　　所以，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生观的问题。对此，有人从"主观为自己，客观为别人"出发，联系个人遭遇和社会现象，指出"自私是人的本质"，说"个人乃是世界的中心和基础，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，"要"以自私为荣，"则很有些哲学的意味了。更号召人们，对生活要采取一不合流，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去说；二进取，扩张自我、表现自我的态度。另一些人绝不同意如上观点，他们仍然高扬社会主义大公无私的大旗，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，更严厉批判什么"公私合营"、"公私同利"的货色。

　　而更富建设性的意见则既不赞成"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"，也不赞成把大公无私作为要求大多数人实行的道德。说前者只顾自己，不惜牺牲别人，冷酷自私；后者固然先进，但在当今社会不可能普遍地为大多数人所实行，因此应该走第三条道路，建设第三种道德，"那就是合理的不损人范围中的利己"。